塔塔是个“大E（外向）人”，和许多普通大学生一样，喜欢拍照、分享，在社交平台记录自己的生活。她从没想过，随手发出的一张照片，会在她不知道的地方，被AI（人工智能）篡改成另一副样子。 今年2月27日，塔塔的抖音账号突然收到一名网友的私信，告知她的照片呗发在某App平台上了。那是一个专门发布色情内容的App，她此前在QQ空间分享的出去玩的生活照，被用AI篡改成不雅图片。“刚开始看到的不是很暴露的图，就没太放在心上。” 塔塔在QQ空间的访问记录里，发现了一个和发布者账号名字一样的人，“我们没加过好友，他只是访问过我的空间。”塔塔和另一名受害的女孩通过追踪社交平台，锁定了该男子的实名信息，对方2003年出生，在西南某城市的工厂上班，是和她们从未有过交集的陌生人。 她们整理了该男子发布的内容和个人信息等证据，分别在属地城市报警，希望通过求助警方，让发布者马上删除图片，并对自己受到的心理伤害进行赔偿。 说到这里，塔塔原本轻快活泼的声音也变得沮丧。作为AI造黄的受害者，塔塔觉得难受的不止是图片被篡改后传播的恶心，还有举报维权的艰难。 等待近一周后，塔塔再次前往派出所。警方告诉她，照片已经联系当地警方处理了，此事无法立案，会按照侵犯肖像权进行调解处理。另一位受害者也在该男子所在的辖区报警，当地派出所要求加害者删除了照片。 对于塔塔希望对方道歉赔偿的诉求，警方建议她起诉对方进行维权。“可我只是个学生，没有经济条件去起诉，也没办法追到别的城市去找他。” “我还是觉得，应该为自己努力一下。”最终，塔塔决定自己联系施害者。她加到了对方的联系方式，直接打了过去。“我有这些证据，足够让他承担责任。他也被警察找到了，很害怕，所以态度很好。” 犯罪嫌疑人最终认错、道歉、赔偿，联系平台删除了照片，虽然没能让对方承担法律责任，塔塔还是为自己感到骄傲，她获得了一场小小的胜利。 她已经算是“幸运”，完成了最困难的一步——找到施害者，让对方删除图片，道歉赔偿。更多人，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照片正在哪个角落以什么样的方式流传。 汪姝文律师表示，在实践中，受害人维权的最大难点在于找到加害人，并证明他实施了AI换脸的行为。“如果无法提供加害人的身份，就难以立案，只是等待警方来追踪，这个过程会比较困难和漫长。” 加害人身份、行为明确的情况下，这一行为可以根据具体案情适用传播淫秽物品罪、侮辱罪、诽谤罪、个人信息权益侵犯等相关规定。 司法实践已经有了探索。2023年，杭州市男子虞某利用AI换脸技术制作传播淫秽视频牟利，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三个月，检察机关同时提起公益诉讼，判令赔偿6万元用于个人信息保护公益事项。2025年，张家港王某甲使用被害人于某的人脸信息，伪造大量不雅图片，编造“涉性”话题在境外网站散布，构成诽谤罪，被判处一年三个月有期徒刑。 汪姝文指出，其中也存在局限性，杭州虞某案中，警方直接锁定加害人，推进法律程序，但案件中的部分受害者并不知情，也没有得到任何赔偿。张家港王某甲案适用的是诽谤罪，它需要“情节严重”才能构成刑事犯罪。比如，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、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，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，才能构成诽谤罪。它保护的是当事人的社会评价，而不是一个女性对自己身体影像的完整权利。“比如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，需要200张图片才能入罪。但对受害者来说，哪怕只有一张照片被传播，伤害已经是真实而完整的。” 而侮辱罪是自诉罪名，意味着受害者要自己取证、起诉，整个过程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。像塔塔一样的受害者，也会因为没有能力承担经济、时间成本而放弃起诉。 影像性暴力受害者经历的，可能是从身体到心理、从私密影像到社会关系的全面破坏。汪姝文表示，目前立法层面对“AI深度伪造行为本身”没有专门罪名。 韩国在影像性暴力方面的法律经验值得参考，汪姝文举例，2020年“N号房”事件曝光后，韩国将制作传播深度伪造性影像列为刑事犯罪，并逐步将最高刑期提升至七年有期徒刑。除了制作，观看、持有、购买深度伪造性影像，同样被列为犯罪行为，最高判处三年有期徒刑。 汪姝文认为，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，由于许多制作、出售、传播等行为发生在境外平台，警方执法难度大。如果可以搭建协作机制，降低警方的执法难度，受害人报案时更容易获得切实的帮助。 塔塔告诉记者，在报警时，她一度被小部分网友指责不应该发布照片在平台上。“我当时很生气，应该惩罚的是那些偷盗我们照片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的人，而不是劝正常分享生活的人把自己缩在壳子里。“对她而言，照片被盗没有过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，只是一个”小插曲”，但保卫自己的权益非常重要，公平非常重要。
